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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劲——疫情经济:如何度过“U型复苏”?

刘劲:疫情经济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对于企业来讲,正确的战略是防守而非扩张,把“活下来”作为最基本的目标。

疫情经济不同于金融危机。中国今年第一季度GDP下滑6.8%,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经济衰退。与中国相对照,美国的数据前两天刚出来,下滑4.8%。 这个数据看似比中国温和一些,但其实不然。美国第一季度经济受新冠影响只有三月份,头两个月基本是平安无事,因此这个数据实际上意味着三月份的经济下滑在15%以上(头两个月可能还有增长)。美国第二季度的GDP几乎没有悬念会进一步下滑,会更明显地体现出新冠疫情的损害威力。这种经济下滑的速度是百年一遇的,大大地超过了08年的金融危机,仅次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美国的失业率数据也有类似的表现,在一个月之内从4%猛增到了14%,超过了08年的金融危机,也是仅次于大萧条时期的25%超高失业率。

和美国的失业率飙升的惨痛状态相比,中国的失业率在第一季度只上升了两个百分点。这种让人奇怪的结果很可能是中美劳工阶层构成的差异:新冠来临,从事白领工作的人可以回家远程办公,最先失业的大都是服务行业或制造业第一线的蓝领工人或服务员。美国百分之九十几的城市化率,失业了就只能待到城市的家中领救济金。而中国的绝大多数蓝领来自农村,春节都回了家乡,城市里没有了工作就干脆暂时不出来了,所以就统计不到失业数据里面去。

毫无疑问,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2020年的全球经济是一片惨淡。

然而,咱们要意识到新冠带来的疫情经济和08年的金融危机或上世纪的大萧条是完全不同的经济现象。金融危机和大萧条都属于结构性的经济失衡,在资产泡沫破裂后的集中表现,属于慢性病的恶化。新冠带来经济衰退是急病,来的快,去的也会比较快。更重要的是,慢性病要治好需要很长的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讲,世界经济实际到今天还没有走出08年的金融危机,因为底层的经济失衡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而疫情经济的复苏主要取决于医疗上的突破:一旦有效的疫苗或治疗方法被创造出来,经济会很快复苏,甚至有猛烈的反弹。人们最近非常担心的,是新冠对世界经济和政治架构的深远影响,比如产业链转移、中美关系恶化、全球治理重构、等等,实际深层的原因和新冠都没有关系。新冠起到的作用只是加速了世界已经开始的一些变化,因此是催化剂,而不是直接的动因。

为什么新冠会引起如此惨烈的经济衰退?

到目前为止,在全球范围内,新冠感染人数略超三百万,死亡人数略超二十万,是非常严重的疫情。但是和全球每年五千多万的死亡人数相比,新冠带来的生命损失目前只是一个零头。既然这样,那为什么新冠会引起全球经济如此猛烈的衰退?最重要的原因是咱们看到的感染和死亡人数,是在所有国家牺牲经济、积极抗疫的情况下产生的。如果没有这些强有力的抗疫政策,世界所有的医疗体系都可能已经瘫痪,感染人数可以是十亿级以上,而死亡人数可以是千万级。所以,新冠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传染病,是一百年来唯一可以和1918年西班牙流感相比的流行病。而西班牙流感造成的全球死亡人数在五千万左右。

因为目前还没有疫苗或特效药,应对新冠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保持“社会距离”来控制疫情。像中国一月的封城、封省的这种做法也属于社会隔离,只是比较极端,把保持社会距离做到了极致。但全社会的隔离必然带来经济的停摆。一个国家的经济产出需要人或机器的持续工作来产生,一旦人无法去工作了,需要人工作的那部分经济活动自然就停止了,因此经济就一定下滑。这是疫情的供给效应。所有的行业都受到供给效应的影响,但需要人和人近距离接触的行业,比如餐饮、零售、交通、住宿等,则影响更为剧烈。要解决新冠的供给问题,唯一的办法是对疫情产生有效的控制。

疫情对经济带来的第二个打击来自于产业链的全球性分布。一、二月份的时候,中国的疫情在全球最重,其它国家影响都不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的经济不会受新冠的影响。比如日本和韩国的车企就不得不停工,因为中国的零配件供应商都停工了。同时,东南亚供应中国的上游企业也得停工因为没有中国的订单。到了三、四月,中国疫情得到很好的控制,中国企业因此得以复工,但美国和欧洲的疫情却愈演愈烈以至于这些国家的政府都不得不采取和中国类似的紧急措施。这样,中国的企业就仍然无法开始全负荷工作,因为虽然有了产能,但订单却消失了。所以,一个企业要想真正恢复疫情前的生产,就必须等到整个产业链从顶头到末尾都完全逃离新冠的阴影才可能。

从这个角度上讲,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前提下,把产业链从中国转到其他国家实际上并不能解决产业链的安全问题。即使中国有三分之一的出口企业被分散到了东南亚各国,西方目前遇到的经济问题也不可能有任何的缓解。事实上,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如果产业链的两端有更多的部分在中国,由于中国全国性的统一抗疫成功,实际这个产业目前更容易复工复产。一个国家要想实现产业的“完全安全”,只有完全地去全球化。但这样做的经济成本大到几乎无法估算,尤其对中小型国家而言。

疫情对经济带来的第三个打击来自于需求端。为了抗击疫情,消费者一旦居家隔离,会突然发现很多的日常性消费实际都是非必需品。最早取消的是旅游,这样就去掉了对交通、住宿的需求;再次就是餐饮,隔离时人人都变成了厨师;既然不用去上班、聚会,很多人发现化妆完全没有必要,甚至头发也不用勤洗。实际上除了饮食、住宿,其它大部分消费都可以暂停。这种对终端消费的重大打击,随后会顺着产业链再传导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比如,消费者不旅游了,就没人坐飞机;航空企业没有收入,就不会订购新的飞机;波音和空客因为没有订单就不会采购配件;最后上游的中小企业也就不得不裁员、关门。一旦疫情引起大规模的失业和降薪,经济的整体需求又会受财富效应的影响:因为收入降低了,所有的消费者对大多数产品和服务的需求都会降低,以至于没有任何企业能逃过新冠病毒的影响。

除此之外,新冠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反应到资本市场就是大规模的资产价格下挫。由于企业和投资者都或多或少动用了财务杠杆,股权价格的下跌又会导致信用评级下降和融资困难。当下行的风险足以造成整个市场的恐慌时,所有的投资人都只想要现金,而会抛售所有哪怕有丝毫风险的有价证券。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可能就彻底失去流动性,而即使优秀的企业,如果完全失去从资本市场或金融机构融资的能力,也无论如何是扛不过去的。这是金融市场对实体经济的负反馈。这种反馈机制一旦形成,实体的问题又再反应到资本市场上便是价格进一步下跌,价格进一步下跌再导致实体受进一步的重创。以此类推,反反复复,如果控制不当,一个流行病就会导致一次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大萧条。

新冠疫情不同于非典

自从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以后,世界经济都没有再真正受到过流行疾病的重大影响。最近十年的赛卡、埃博拉在全球的整体经济影响百亿美金左右。08、09年的H5N1和H1N1影响更大一些,但也只有三、四百亿美金。中国更直接受影响的是03年的非典。由于当时中国经济比现在要小得多,非典在全球的整体影响也只有四、五百亿美金。非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集中在03年的第二季度,中国经济由于疫情影响缩水4%左右,但到了第三季度就完全复苏了,是典型的V字型反弹。

新冠为什么比非典的影响大这么多?这是病毒的特性决定的:虽然新冠的死亡率远比非典低,但是新冠的传染性却是极大地超过了非典,甚至超过了一般的流感。非典的重灾区主要在中国,并集中在北京市和广州省,而新冠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全球性的瘟疫。03年中国控制住非典疫情后,全球疫情就基本消失,而且到了秋冬也没有任何的反弹。所以非典疫苗还没等诞生就都夭折了—— 因为已经没有发明或制造的必要。从年初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发展到今天,从全球的角度上看,疫情还完全没有被控制住,而是愈演愈烈。疫情在西方发达国家目前得到了一定的控制,而更让人担心的是非洲、南美、东南亚、南亚等发展中国家聚集的地区。

前面讲到,经济要想真正复苏,需要产业链从顶端到末尾都走出新冠的阴影。任何国家都很难独善其身。所以,由于新冠的发展是全球性地、有延时地依次发展,全球经济要想把新冠的负面影响集中到一个季度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不可能是像非典时期一样V字形的反弹。由此可见新冠疫情经济的复苏一定是U字形的。所以,如何把U字压缩到最扁,让它更接近V字形是管理经济的要点。

如何压扁U字型复苏?

新冠带来的经济衰退有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原因。如果没有对疫情的基本控制,任其自然发展,任何重启经济的举动都是徒劳的。当对疫情有了基本的控制后, 疫情有零星的展现,但没有大规模的泛滥,供给侧的问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对于农业和工业来说,在生产的过程中人和人的距离是可以保证到一个安全的地步的。新加坡最近的疫情第二次上升并非是因为在工作场所的感染,而是因为移民劳工特别拥挤的居住条件。服务业会难一些,因为人口更加复杂、密集。但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小心,通过测试和流程也是可以恢复大多数正常的供给。

更难的是需求侧,其中最核心的是解除老百姓对新冠病毒的恐惧;而解除恐惧的核心又是彻底控制疫情的发展。新冠已经在全球如此大面积地扩散,要想把它完全消灭已然是没有多大可能了。咱们能做的只能是尽可能地控制它。目前看来,有效疫苗是最根本的控制方法。但由于疫苗的开发有它内在的逻辑和流程,估计最快也得再等一年以上,但最慢两年应该也可以了。所以,咱们有理由相信,一年或一年半以后,由于有效疫苗的诞生,全球经济大概率会届时复苏。

在疫苗诞生之前,咱们也可以有效地控制疫情,只是时间和经济成本会更高一些。目前看来,测试、隔离、取消大型社会活动被证明是控制疫情的最有效方法。其中,测试的性价比远远大于其他控制疫情的方法。引入大规模测试,建立一套完整严密的疫情监控系统,就可以对疫情有很好的控制。这一点我已经多次撰文阐述,这里就不赘述了。要强调的是,政府建立这套系统的速度越快,经济就能越快恢复,U字形的底部就会越短,而更像V字形。

在建立这套体系的同时,咱们应该意识到,新冠疫情对经济来说是像狂风暴雨一样的急症,许多产业中的企业都可能熬不过这场风暴的清洗而轰然倒下。对于在正常市场情况下都无法生存的企业来说,在新冠疫情中倒下实际也是合情合理,虽然对企业的内部人是个损失,但对社会来说可能还有新成代谢的好处。但如果优秀的企业也成了牺牲品,损失的产能就是社会巨大的经济浪费。试想,疫情过后,如果企业没了,即使有强劲的需求,也无法满足这些需求,因此经济的恢复就会很慢。为了避免这种状态,政府的救市计划一定要到位。货币供应应该充足,疫情前有融资能力的企业不应该因为疫情而失去融资能力。政府也可以大规模举债,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进行税费减免,甚至直接的财务补贴。有人说,增大货币供给和大规模举债不是会带来高通胀吗?有可能,但可能性并不大。因为疫情经济长期的影响主要在需求不足,而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一般都是通缩现象而不是通胀。其次,在应对这种百年一遇的大疫情、经济大萧条时,如果把一个百分之五、六的通胀率但避免经济大衰退的选项,和一个百分之五、六的经济衰退、高失业率、大幅通缩的选项做比较,我想,大部分的社会都会选择前者。

从某种意义上讲,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实际是股东和企业的关系。企业的经营好,政府的税收就多;企业经营不好,政府的税收就少;企业死了,税收就消失了。政府通过对企业的税收实际上和企业建立了与股东和企业非常类似的经济关系(政府就像优先股的投资者)。那么,如果企业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过不去就会死掉,做为企业的股东不但不应该要求正常的分红(税收),而是应该给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想方设法让企业活下来。因为只有企业活下来了,政府和社会做为企业的“股东”,才能获得更大的回报。

中国政府在这次应对新冠的过程中态度相对谨慎,力度有限。可能的原因是08年四万亿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有些用力过猛,因而造成了多年难以消化的产能过剩。所以很多人担心这次会重蹈覆辙。这种担心实际是有偏差的。如前面所述,次贷危机是结构性的经济失衡在资产泡沫破裂后的集中表现,而且发源地在美国,中国只是受到感染。中国的超大规模救市行为为世界提供了紧缺的需求,帮助世界走出了危机,但并不能根治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但此次不同,因为新冠疫情是一个实打实的短暂性冲击,而且来世比次贷危机更萌更烈,在产能损失最小的情况下度过难关绝对是第一要务。

百年一遇的疫情对中国的企业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咱们知道,疫情过后就是春天,一两年内经济就会重新恢复增长。企业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能渡过这个漫长的冬天,能否活下来。要活下来,企业在战略层面就必须保持理性,甚至保守。对大多数企业来讲,在疫情当中寻找逆势的扩张和增长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但能活下来的企业,在疫情过后,面对的将是比疫情前好很多的竞争格局,因为相对较弱或者冒进的企业都会消失,而相对需求,产能由过剩会转变成不足。其次,对某些行业,比如汽车、地产、家电等,疫情的影响不是消灭了需求,而是把需求推迟到了疫情以后。所以,一旦疫情消失,这些行业的增长很可能是集中爆发式的。

综上所述,新冠疫情对中国以及全球经济的打击极其重大,是百年一遇的黑天鹅事件。由于全球产业链的分散分布以及疫情的逐步扩散,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在疫情经济中独善其身。世界经济的真正复苏得等到在全球范围内,至少是中国和西方的主要经济体,都能全面地控制疫情。所以新冠疫情经济的复苏一定是U型的,而不可能和非典经济一样,是个非常尖锐的V型反弹。为了这个压扁U字形,政府需要尽其所能,保护所有应该保护的产能。中国政府应该意识到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和08年金融危机有本质的不同,所以不应该因为上一次的用力过猛而在这次对经济衰退的反应上缩手缩脚。对于企业来讲,正确的战略应该是防守而不是扩张。应该把活下来作为最基本的目标。

文章来源:《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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